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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 mar 10 08:02:08 cst 2016
在中国农村，在相当长时间里，大队书记（包括大队长以及后来的村书记、村委会主任）在农民眼里是干部，是天天管着他们而他们又不可逾越的大官，是比县官还要重要的“现管”。
而事实上，大队书记们并不是国家干部，国家（政府财政）是不给他们发工资的。如果用“干部就是管人的人”的定义来衡量，如果非要说他们是干部，那也是“吃农民工分”的干部。换句话说，他们是不吃国家“皇粮”却又是管人的官，性质上他们仍然是农民身份。他们与普通农民的区别仅仅在于干不干具体农活。
大队书记是脱产的几乎不干具体农活而参照从事具体农活的农民拿取报酬的农民管理员，他们没有国家干部除工资之外还能享受的包括医疗、住房、补助等等福利待遇。他们的骨子里就是农民，靠本大队田里收获的粮食吃饭。他们与本大队的农民一样，遇到丰年多吃饭、吃干饭，遇上灾年歉收就少吃饭，吃不上干饭就吃稀饭、吃“瓜菜代”（国家救济是另一码子事）。这与在高级合作社时期并无本质区别。
在西桥乡及其各大队，大队书记的工作报酬按照全大队劳动力所挣工分平均值的一点八倍计算，大队长、大队会计以及其他脱产、半脱产干部依次递减。按照这样的分配水平，大队书记仅比本大队最强劳力所挣工分（分红收益）略高一些。
拿徐雪森来说，他工作一年所得的报酬，扣除买回自己和一家人的口粮后，落进口袋的现金在年景好些的时候也多不过一百元去。所以，单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大队书记这个官的收入太低了，对许多能人来说几乎没有吸引力。
徐雪森当了那么多年的干部下来，依然没有发财，家里依然很穷，甚至连住房都不如别人，还住着四间四不像的破草房，他就不把大队书记（包括以前的社长）这个官看得那么重，并不把它当一回事，就不怕丢掉这顶官帽。所以，当县委裴书记在现场会上当着全县那么多干部的面宣布撤销他的大队书记职务时，他毫不震惊，毫不心痛，潇潇洒洒地离开现场，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是真实的。因为对他来说，当不当大队书记在经济上并没有多少损失。也正由于他在脑子里一直不怕丢官，他才敢于直谏，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是，能当上大队书记的人，平心而论，就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必定是当地的能人，总有某些地方有超出常人的能力。这样的能人不去为自己挣钱而愿意当大队书记，并且长期坚持，毫无疑问是需要有献身精神或者叫觉悟的。
徐雪森就是这样的干部，就是这样的能人，就有这样的觉悟。他不怕丢官，但这并不等于他嫌弃这个官、不留恋这个官、不想当这个官。
这么多年下来，他已习惯当官了，习惯了官场这个舞台，这是他奉献自己的智慧、理想、抱负、愿望，为所熟悉的左邻右舍服务的平台。
现在，官丢了，大队书记被撤了，他不能不觉得遗憾、忿恨、悲哀和失落。但是，他又不愿去抗争，他认为抗争是毫无意义的。对他来说，官的得与失一样地毫无意义。虽然官是丢了，然而，在他的内心，“官”的意识仍在，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没有离开过他走了许多年的轨迹，仍按“官”的思想思考一切。
唐弭以及其它一些生产队长还是习惯性地来找徐雪森汇报工作、讨主意。但是，他们是悄悄地来的。他们已经向黄长工汇报过了。因为觉得不踏实，觉得不满意，或者是黄长工的指示空洞、豁边、高调，他们无法执行甚至不愿执行，便像做贼似的溜到徐雪森的家来。徐雪森没有把他们拒之门外。
这一天，唐弭又来了。“徐书记——”“不是书记喽，改口！”“可是，徐书记，吾叫顺口了！”“顺口也不行，不是就是不是。叫叔吧。”“那行，叫叔。徐叔。”“什么事？说吧，吾给你当参谋。”“生产队仓库里粮食不多了，撑不到新米上场。这大食堂还办不办下去？吾前几天就听人说别的大队和吾们大队有的生产队早就散伙了，各家各户又回到从前自己烧饭过日子的时代了。幸好吾们生产队从一开始就采取措施，严格管理，大食堂才撑到今天。您看吾们队散不散？”
徐雪森拔出竹竿旱烟筒，捻出一撮烟丝装进烟嘴，点火，抽了一口，喷出一大口烟。“小五子，好不容易把大家聚在一起，说散伙就散伙，这不是冷了大家的心嚒？大锅饭有大锅饭的害处，却也有它的好处。管好了，管细了，家家户户不用操心、不用愁着今天吃什么、明天有没有米下锅，都把心思放到生产上，放到稻田里，有什么不好？各家的锅台砸了，铁锅拿去炼钢了，现在就散伙，你让各家各户怎么过？看情势，散伙是势在必然。要散也要让各家各户把锅灶重新支好了再散。作为过渡期，小五子，大食堂的伙食要改一改。仓库余粮不是不多了嚒？多了那才叫怪呢。天底下哪有敞开肚皮大吃大喝不把家底吃穷的？早一天晚一天的事。这样，在各家还没有把锅灶支好之前，大食堂还要撑着，把现在每天两顿干一顿稀改成一顿干两顿稀，如果还撑不住，一天三顿稀，而且要按人头严格控制。”
唐弭依计而行。西村生产队的大食堂艰难地支撑着。仓库里的粮食越吃越少，新谷还在田里，一天两顿米饭改成了一天一顿米饭两顿粥，没几天，又改成一天三顿全喝粥。大家也知道仓库里的粮食撑不了多久了，理解了徐雪森和唐弭的苦衷，全都拥护这样的决定。可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长久，敞开肚皮一天吃三顿粥的大锅饭也很难支撑了，徐雪森又给唐弭支招：大食堂烧大锅稀饭，然后按人头分配，“劳动力”——下田干活的成年人，每人每顿一勺，儿童——包括不下田的老人和学生每人每顿半勺或大半勺。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只要是人干的活，就会因人而异出现差别，就会出现疏漏，就有不公正的嫌疑。如果粥稀了，一勺子下去，就有可能舀到米多的、相对来说比较稠的粥，或者正好相反；如果粥烧得稠了，勺子端得平与不平、动作快与不快，这一勺子与另一勺子的量很可能完全不同，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干一点还是稀一点，那可是事关一家饥饱的大事，谁都不会大方，谁都会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于是，计较、争执就成了大食堂的伴奏曲。唐弭想到了西邨。西邨成了西村生产队大食堂的掌勺人。
西邨掌勺平息了争吵。可是，敞开肚皮吃惯了的人们，一下子定了量，又是稀的，哪里吃得饱？好在各家的锅灶已经砌好了，于是，各家各户都用木桶、脸盆、白铁皮的铁桶把稀粥打回家，然后倒进锅里，掺上水，重新烧更稀的稀粥，满足早已撑大的肚皮。几天下来，本来喜欢偷懒的孩子们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打过粥的木桶、铁桶、脸盆等等容器把粥倒了之后在壁上还留有粥垢，盛光了粥的锅里、吃完饭的碗里还残留粥的痕迹，用手指刮掠还能填补尚感饥饿的肚子。于是，他们纷纷自告奋勇地争着去大食堂领饭、刷锅、洗碗。西邨的四妹西园就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可是，有一次，她争在姐姐西圃的前面去领粥回家的半路上，由于人小力气小，也由于肚子饥饿急于到家，不小心被脚下的石头绊倒了，木桶里的粥翻掉了一半。这一顿饭，当哥的西邨和当父亲的徐雪森只吃了几口，饿了半天的肚子。
徐雪森躲到一边去抽烟。一边捻着旱烟丝一边苦闷地琢磨。几辈子传下来的老话，种田万万年。谁都要吃五谷才能生存。田才是最有意义的，只有种田最牢靠。当大队书记也是为了把田种得更好。不当大队书记，照样可以种田。他本来就是种田的出身。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种出粮食自己吃，那才是最真实、最现实、最重要的。田，是农民灵魂的生发地，是农民所有希望的源泉。下田去！
田，真的很亲切，很温馨；田，是忘却烦恼的洗池，是荡涤心灵的炼炉。徐雪森一脚踩进田里，心旷神怡，如入云端，如升天堂。看着用自己的汗水浇灌起来的稻穗，把什么都忘了。他忘了他是刚被撤职的大队书记，闻到的全是诱人的稻花香，看到的全是生活的新希望。
“霜降到，撸稻草”。在西村、西桥这一带，农时“霜降”节气过后即可开镰收割稻子了，现在离“霜降”不足十天，田里的稻子接近成熟几乎没活要做，但是，徐雪森仍像精心护理的护士，用挑剔的眼光仔细检查一块快稻田，检查一株株稻子，把稻穗放到手心里掂量，掐一粒放进嘴里咀嚼。只要再来几个热辣辣的日头，只要不出意外，丰收在望。社员们可以吃上好一段时间的干饭了。他露出只有农民们才有的甜蜜的笑。
可是，这笑如同天幕划过的闪电，转瞬即逝，“现场会”的概念立即涌上心头。“亩产一万斤！”黄长工一定会拍着胸脯向县委表忠心的。上交公粮的比例即使按百分之五估算，比往年少了百分之十几，每亩至少也得上交五百斤；可是，尽管今年的收成看上去要比往年好一些，却也超不过六百八十斤去。公粮能赖嚒？交足了公粮，留给社员的能有多少？扣除种粮，社员的口粮缺口就不是一点半点，来年社员们就要饿半年！丰产了，丰收了，粮食却到不了社员们的粮仓，进不到社员们的肚子里！如果县里把上交的比例再提高一个到几个百分比，社员们还有活路嚒？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心情徒然袭上心来。原来朝他鞠躬哈腰眉开眼笑的一颗颗稻穗顷刻间垂下头去，旋即又剧烈地颤抖起来。他的心骤然缩紧了。
起风了，天空密云翻滚。稻田像海里的波浪，一阵低过，一阵高起。一株株瘦弱的稻子哪经得起狂风的袭击？惨烈地战抖，发出一片哀嚎。天色暗了下来。要下雨！而且是大雨！大雨成涝！如果动作迟缓，一年的希望就泡汤了！要马上组织人开缺放水、抢割抢收！
已经不是大队书记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良心呢？那田里是社员们的命啊！不容犹豫，不能迟疑，没有了面子里子就成了面子。徐雪森疾步奔回大队部，打开有线广播，声嘶力竭地发出了应该是大队书记才能发出的指令。在一旁的黄德中马上给他倒了一杯水，恭恭敬敬地端在手里，等待徐雪森去接。
各生产队的小队长们和社员们听到的是他们熟悉的声音，是威严而不可违拗的命令，像战士听到了冲锋的军号，毫不迟疑地下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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